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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浇肉面及你那病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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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七十年代县城只有两家服务公司开的饭店,一个位于原北门外,当地群众叫“北食堂”,一个在十字街南侧,叫“漳河饭店”。且只此两家,“别无分店”,你若想打打牙祭下回馆子,非去这两个地方不可。饭菜嘛,平时多是白面搅玉面的两面馒头和抿虼蚪,炒土豆白菜或白菜粉条,有时加点豆腐。很少见肉,因为肉很缺,除市民每月供应半斤肉,农民一年也难见个肉星儿。


有一天我路过北食堂,见门口牌子上的饭谱写有浇肉面,心痒痒了;快一年没沾腥气了,摸摸口袋里还有几毛钱,狠狠心打打牙祭吧!


服务员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太婆,眉眼恶恶的,一看就不是善良之辈。我交了三毛五分钱,站在窗口等着吃浇肉面,这当儿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过了一阵面来了,我端到面前一看,不满一碗黄黄的抿虼蚪,上面披了白白的白菜拌粉条,只找到指甲盖大一块肉。我心凉了半截,对那个老太婆说不吃了,要求退掉。她问为什么要退,我说浇肉面咋只有一小块肉,她说有一块肉就是浇肉面,你不能说成素面吧。就这样我推进去她推出来,嘴说你爱吃不吃;到最后她竟下了毒手。真的是毒手啊,她就用她那长长的脏兮兮的手指甲把那块肉捏出来扔进大菜盆,再次把那碗面送出窗口。我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没半点食欲,只觉得恶心欲呕。只得出街上找了个吃剩的西瓜壳盛了,带回去喂猪。



“你那病好了吗?”



人类的身体结构虽大致相同,生理特性却迥异,我就有不少特殊之处。就拿小便来说,不知是我的膀胱比别人小,不攒尿,还是神经系统有问题,自幼多尿(但不是尿频症),一天少说也要尿十几次。如遇冬天,晚饭多喝点汤,屋里温度低(这是六七十年代广大农村普遍的生活条件),又睡在冷炕上,十几分钟就解一次小便,直到把喝进去的汤水排尽才能入睡。


这一生理特点在我参加农业社劳动的四年中成为人们诟病的一大依据,别人一上午只小便一次甚至一次不便,我却至少要三四次。农业社是集体劳动,全小队男女劳力几十人齐上阵,妇女们大小便最不方便,总得离人群足够远;如果地块离村近,他们就结伴回村里找厕所,远的起码需躲到无人的山后或树林里。男人虽不必太避讳,也需避开女性,找另一块庄稼地或大树、墙根,然后背转人行事。我去的次数比别人多,就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我干活“发奸”,频繁小便为的是偷懒,常言道“懒驴上磨屎尿多”嘛;这也成为他们给我评最低工分的理由之一。


农业社解散后,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人们不再成群打伙集体上地,变为个人自便单独劳动,积极性自非农业社可比。那时我已调回原籍当了名教师,一边教书一边种地。在人们心里过去参加农业社集体劳动我偷懒发奸,为少干活不断“上”厕所,现如今给自己干,那毛病早改了。


有一天我在村边“井地”锄玉米,临近晌午正在地边擦锄准备回家吃饭,原大队长李弥也扛着锄恰从那边过来,相互打个招呼,他径直走过;走十多步似乎想起什么事,突然回头问我:“生玉,你那病好了吗?”问得我蒙头转向,不知何所指,反问道:“什么病?”他说:“你不是‘可肯’尿吗?”


我告诉他:“不是病,我打小就那样,现在仍然多尿。”他恍然大悟似的“哦”一声,转身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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